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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中国观”

2018-10-29 08:58| 发布者: 铁肩扛道义| 查看: 98| 评论: 0|原作者: 铁肩扛道义

摘要: 对外国政治人物对中国态度的描述,如果简单地用“亲华”或者“反华”的标签进行分类,会人为舍弃大量甚至是关键的细节,从而让结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导致日本政治人物行为动机的背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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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政治人物对中国态度的描述,如果简单地用“亲华”或者“反华”的标签进行分类,会人为舍弃大量甚至是关键的细节,从而让结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导致日本政治人物行为动机的背后成因更为复杂,如果我们仅从其表面的行为反推其动机,往往会陷入难以解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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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已经隐退的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诚,他曾经是日本遗族会会长,每年都会参拜靖国神社,按照一些研究者的归类方法,他应该是铁杆反华分子,但实际上他对中国态度温和,与其已故的政治导师野中广务一起被视为日本屈指可数的几位“大亲华派”之一。

因此,对安倍中国观的判断也应注意这一点,从行为反推其动机也会导致解释上的困难。比如,2006年秋天,安倍第一次成为首相之后立即改变其政治导师小泉年年参拜的“成例”并火速访华,对华态度似乎非常“友好”,但年底安倍内阁就推出了针对中国的“自由繁荣之弧”,似乎又是对之前对华态度的全然否定,两者显得那么矛盾。

同理,安倍第二次执政后的对华态度,也曾经有过巨大的变化,从急速推行针对中国的所谓的俯瞰地球仪的战略外交,到主动寻求“改善”中日关系,其中的“弯”拐得不能说不大。所以,我们反推其对中国态度的时候,需要避免根据一时的行为用“反华”或者“亲华”的简单标签简单归类,否则安倍的行为也越来越难以解释。 那么,安倍眼中的中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安倍眼中的日本到底是怎样的。

安倍的“中国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安倍的“日本观”的影响与制约。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安倍对战后日本是不满意的,在他眼中,日本应该是二战之前那样的“受人尊敬”的大国,恢复那时的“荣光”是他执政的梦想。10月23日,安倍在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时的讲话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战后的日本在安倍的眼中是“屈辱的日本”,是被战败国的身份束缚,被“外国强加的宪法”所压制的日本。所以,第一次执政的时候他打出的旗号是“脱战后体制”,第二次执政搞的解禁集体自卫权、制定安保法案、力推修改宪法等,都是脱战后体制的实践。

安倍上台后特地将“日美安保条约”生效的4月28日设定为“主权恢复日”予以庆祝,也是他的“日本观”的体现。在这样的“日本观”的主导之下,任何有利于维护日本“脸面”,任何有利于让日本成为“大国”的作为,在他看来都是善的,都是有利的。反之,则是他需要避免乃至废弃的。

简单地说,安倍的日本观就是“日本至上”。这种价值观,在日本并不鲜见,这几乎就是右翼的共识,也成为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生变的重要因素。比如在历史问题上,安倍至今并未真心诚意地承认对中国的侵略,这几年还一再强调日本是二战的受害国,而不再提及日本的加害责任。这显然就是为了维护日本的“脸面”,希望摆脱二战对其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安倍这几年片面强调“面向未来”,而避谈“以史为鉴”的原因所在。

这几年,安倍特别强调的是日本与欧美国家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方面的一致性,同时在诸多议题上指摘中国与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歧义,这既是安倍“中国观”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了强调日本价值观并非与西方有异,来掩盖、冲淡历史问题对日本的形象的损害。当然,这些强调的价值观并非是日本真正坚持的价值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安倍多年前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曾直言,他当年坚持使用“战略互惠关系”,就是为了替代“中日友好”,因为中日友好束缚了日本。安倍从来不使用“中日友好”,仅仅是在施政演说中提到过“稳定与友好的中日关系”,就是因为中日友好并不符合其“日本至上”的理念。

而正因为“日本至上”,强调日本的绝对利益,如上所述,在安倍看来,任何对增强日本实力与影响力的因素都是善的,否则都是有害的。因此,面对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安倍治下的日本仍然将中国视为“威胁”。迄今强调日本的安全处于危机状态,现在强烈东亚安全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都会提到中国。这种威胁,与中国怎么做其实关系不大。即便中国的军事实力停滞不前,安倍政府仍然会将中国视为威胁。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的体量、经济发展的速度都远远超过日本。对一头狼而言,性格温和的大象也是威胁!这种片面地重视自身的利益,而非从国家间相处的现实状态来考虑对方的倾向,往往会臆造威胁,这种臆造,往往会扭曲国家的发展方向,导致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波折。

在强调“日本至上”的同时,安倍还有强烈的使命感,他希望在他的执政下,日本能够恢复往日的荣光,至少也要开创恢复荣光的“康庄大道”。回顾2012年安倍上台以来的政治经济外交,可以看出安倍的的“局”做得很大,政治上构筑了“安倍一强体制”,经济上推出了“安倍经济学”,外交上则提出了“俯瞰地球仪的战略外交”,战略外交的目的,按照其亲信兼原信克的说法,就是要构筑“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

在安倍看来,中国的存在,是日本成为大国的障碍,妨碍了“日本至上”的战略方向。因此,他拿出了战略外交,希望能够在气势上压住中国。也因为此,安倍并未随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也一度保持距离。

既然如此,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近两年安倍着力“改善”中日关系的举动呢?难道是安倍的“中国观”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还必须从“日本至上”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安倍与其他右翼政治家不同的一点是,他“身段极其柔软”,即便是与其右翼价值观不符的事情,如果有利于“日本至上”这个更高层的价值观,安倍也会去做。尽管看上去很像“见风使舵”,但他却是有所根据的。比如2006年安倍之所以会放弃参拜访问中国,就是看到了小泉连年参拜造成中日关系低谷,如果这时转圜既有利于他的名声,也有利于安倍增强日本的实力与影响力。

之前的战略外交,在安倍看来是有利于其成为“大国”的,所以他积极去做。但成果却并不如意,一方面是因为其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不足以支撑这种“大外交”,另一方面,则是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一带一路超出其预期的发展以及美国特朗普上台后造成的国际局势的骤变,都是这种变化的表现。在此情况下,继续“战略外交”是否符合“日本至上”的路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此前安倍视中国为“威胁”的同时,实际上并不否认中国是机会,只是因为其强烈的大国化的使命感,压制了“中国是机会”这种态度表现出来。中日两国经济上的高度依赖是无法割裂的,与中国某种程度的经济上的合作,对发展日本的国力当然是有利的,也是符合其“日本至上”的理念的,只是这种理念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表现而已,并不是安倍的“中国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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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安倍的“中国观”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虽然日本一直强调是“改善”中日关系,但实际的做法却是“稳定”中日关系,在诸多敏感的问题上,日本真实的态度并未发生颠覆性的转变。“改善”并非完全没有限度。既然安倍并未放弃中国是“威胁”的论断,那么“改善”就不可能伤害到“日本至上”。也就是说“日本至上”是改善的“天花板”,当改善有可能伤害到影响日本的“大国地位”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改善就会遇到瓶颈,合作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好处,但如果这种合作会增加中国的影响力的时候,安倍政府就会犹豫,就会后退。如果国际形势再度变化,还可能出现摇摆的情况。

综上所述,安倍其实是怀着矛盾的心理看待中国这个邻居,“日本至上”如同心魔一般,困扰着日本,使其难以坦诚与其他国家展开深入的合作。在安倍看来,这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但这种理念持续存在,实际上让日本失去了更多的合作机会,让本来可以双赢的很多方面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这是安倍“中国观”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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